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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剔除货币基金调整规模评价口径后，123家基金管理人管理规模排名与占有率变动较大。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，剔除货币市场基金后，前三大基金公司分别是易方达（3007.04亿元）、中银（2689.44亿元）、华夏（2394.68亿元） 。

在2G时代，中国通信企业尚无力参与国际通信标准的制定。但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却非常有野心，制定并推行了PDC （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）标准，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小灵通。日本制定和推广PDC标准还有一个背景，那就是希望用保护性的“锁国”政策扶持本土产业发展。然而，由于日本本土市场狭小，日本通信企业无法依靠本土市场成为国际巨头（这一点和中国完全相反）。PDC一出，迅速占领了日本的本土市场，但这也导致日本的通信产品与2G时代成为主流的GSM（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）标准不兼容，日本通信企业就此错失庞大的海外市场。长期过度的保护，也让日本通信企业成为“温室里的花朵”，在日本市场大门被美国强行打开后，PDC在群狼环伺下逐渐衰落。在3G时代，德国西门子曾经与诺基亚、爱立信争夺欧洲通信标准的主导权，可惜不幸落败，西门子的通信业务也随之衰亡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通过从西门子手中购买技术，再与国内已有技术成果相融合，提出了TD—SCDMA（Time Division-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）标准，这一标准是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的、被国际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无线通信国际标准，堪称我国电信史上重要的里程碑。由于中国移动在推广TD—SCDMA上的不遗余力，国内通信厂商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接近7亿人的市场，进而带动了中国通信企业的发展，为中国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跨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。不过，在3G时代，最大的赢家当属高通，由于掌握了大量底层专利，它得以对全球通信厂商征收高额的“高通税”。也正是由于高通在3G时代滥用其对CDMA专利的垄断地位，到了4G时代，中欧厂商开始联手遏制高通。当然，发改委之所以“敢于”对高通提起反垄断，底牌之一就是中国通信产业已经从3G时代的参与者，变为4G时代的规则制定者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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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明源研究院统计数据，50万以上年终奖基本集中在地产TOP30，比非地产百强的年终奖，高出近1倍。其中，35%拿到高年终奖的是项目总经理。以经理级别的年终奖为例，地产30强的营销经理，相比非地产百强的年终奖，高出近1倍。而即使30强房企，高额年终奖也与基层员工无缘。据了解，一些头部房企物业基层只有6000元，营销基层更少，只有4000元。

此外，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《个人所得税修订案（草案）》预期将在10月1日推出。显然，在减税方面，财政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。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肖涌刚/文白杨/制表责任编辑：孙剑嵩印度人民院（议会下院）定于7月20日晚对莫迪政府的不信任动议展开辩论并投票，这是人民院15年来首次提出不信任动议。不过，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“全国民主联盟”（NDA）表示，手中有足够的议席，可以成功阻挡反对党派发起的不信任动议获得通过。